当前，我国广播影视已进入了更多地依靠科技创新推动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已进入了更多地依靠统筹兼顾推动协调持续发展的新阶段，已进入了更多地依靠法律治理推动健康有序发展的新阶段。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业是落实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迫切要求。制定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法的时机已成熟，具体表现在：（1）中央文件为制定广播电视法明确了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对广播电视体制改革明确了方向；同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对非公有资本进入广电领域进行规定。（2）我国广播电视规模庞大，发展迅猛，竞争激烈，需要确定法律规则，保证改革成果，强化监督管理，促进生产力持续发展。（3）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要求保障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等权利的呼声越来越高。同时我国政府已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制定广播电视法有利于保证人民群众的宪法权利，有利于我国加入该国际公约，改善和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
随着科技进步，广播已从中短波调幅广播发展到调频广播、立体声广播、数字广播、网上广播等多种形式并存，电视已从黑白电视发展到彩色电视，正进入数字电视发展的新阶段，数字标准清晰度电视、数字高清晰度电视、互动电视、网络电视、IP电视、手机电视等新业务不断涌现，跨网络、跨平台、跨媒体的发展格局正在形成。随着广播电视的繁荣发展，广播电视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既有广播电视运营者之间的关系、广播电视运营者与公众之间的关系，还有广播电视运营者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广播电视频率所有者（公众）与其所有权行使者（国家）之间的关系。此外，还有因为广播电视而引起的公民之间的关系、广播电视运营者与其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社会关系，既有需要法律进行调整的，也有需要道德、纪律进行调整的。其中一些社会关系，由法律进行调整，便形成了广播电视法。许多国家制定了专门的广播电视法（通讯法或大众传媒法），广播电视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内容包括：
一是广播电视运营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广播电视法限制广播电视运营者之间所有权过度集中、禁止垄断和不公平竞争、合理分配广播电视频率资源。二是广播电视运营者与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广播电视运营者可以依法监督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国家机构可以依法监管广播电视运营秩序。广播电视法规定了广播电视的许可、监管、处罚、救济等制度。三是广播电视运营者与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广播电视运营者应当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方便公众接收，允许公众最大限度地通过广播电视媒介发表意见主张，同时公民作为用户，应当依法缴纳一定的视听费用。广播电视法规定了广播电视的普遍服务、协商服务、更正报道等制度。四是广播电视运营者与其工作人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广播电视运营者应当为其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其工作人员应当约定要求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任务。这主要由劳工法、劳动合同法予以调整，广播电视法对广播电视运营者的领导人在公民身份、道德品质、政治面貌等方面有特别规定，对其雇用工作人员也有特别规定，禁止就业歧视。五是因为广播电视而引起的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广播电视法要求广播电视媒介客观准确平衡报道各方面的意见，被报道的公民有反驳抗辩的权利。英国、美国、法国、日本、韩国等许多国家的广播电视法（通讯法）既有行政法的内容（比如行政许可、节目监管等），也有民法的内容（比如用户服务、版权保护等），还有刑法的内容（比如刑罚处罚等）和程序法的内容（比如行政救济等），并且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还不断形成新的法律内容。广播电视法具有技术性、专业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广播电视法属于行政法的范畴，但又兼有其他法律部门的内容。
从多个国家的实践看，广播电视越发达，法律制度越完备；法律制度越完备，广播电视越发达。制定和完善广播电视法律制度的目的有：一是确定所有权等生产关系内容，解放和发展广播电视生产力；二是确定监管体制，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三是确定各方权利和义务，保护各方的积极性和合法权益；四是确定国家安全与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维护国家安全、经济效能和文化多样性。如果说广播电视节目内容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广播电视技术设备属于物质文明范畴的话，那么广播电视法律制度则属于制度文明的范畴。尽管各国广播电视有不同的政治属性，但是其法律制度也有共同性。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毕竟法律制度的建设关系长远、关系根本，需要从本国的基本国情和本国广播电视的基本实际出发，积极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和成功做法，积极借鉴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一切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包容并蓄，突出特色，努力建立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发展的科学规范、切实可行的广播电视法律体系。但愿我国《广播电视法》能够早日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