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线数字电视的推进高潮中，悄然兴起一股潜在的无线数字电视地面广播的热浪。大家殷切期望无线数字电视走出有线数字电视的怪圈，特别是没有网络资源的理想运营商们，更是投入了极大的热情。然而，一旦接触实际问题，就有两座大山挡住去路，一是依据什么标准，二是如何运营业务。
依据什么标准
至于标准，一曲同声—国标。可是，在与参加国家标准制订的北京清华和上海交大老师们的交流中，在与总局广科院为标准而奔波的同行们的海侃中，在与天大、浙大、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们的笔会中，得到的结论实在是应验了海归派数字电视传输专家张珉博士的感慨：“中国地面数字电视标准——千呼万唤不出来”。说近了，可谓在中国市场经济中国粹特色之争的结果；说远了，可谓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儒法之争的地域文化根基。很多人都在想，能否换一种思维方式，用现代文化科学，辩证地去理解数字电视现代科学技术的标准化问题。
华中科技大学客座教授王天骏博士现在已经回到了美国，行前留下在国内授课及从业3～4年间的总结(笔者看法，他本人不过认为是如约而及)，特别谈到了中国数字电视的标准，很可能一言中的。这里有必要摘录如下：
“翻开工业革命史，我们不难发现其间始终贯穿有行业（即de facto）标准和统一标准的对立统一。往往是一个以行业标准开始的市场，最终以一统天下的统一标准而告终。由于工业社会的规律性特征，全国统一标准的重要性无庸置疑。而静观近几十年来的信息革命，尽管依然贯穿行业标准和统一标准的对立统一。但它的对立统一，往往以行业标准的对立开始， 又以行业标准的对立而结束。 换句话说，上面所说在工业时代的对立统一，对立的时间短，统一的时间长。而在信息时代，这种对立统一的对立时间长，统一时间短。”
其实，何止行业标准，甚至企业标准、工业标准，最终走到统一的国际标准也不在少数。那么，面对信息时代短暂的标准统一，我们却要耗费漫长的时间，去制订统一的国标是否值得？所得到的民族知识产权的价值，与漫长等待中民族产业所创造的价值究竟谁大？况且，国际化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互联网技术就是)，很可能就在我们漫长的等待中诞生了新的换代国际标准(H.264就是)，这个经济损失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认识。他还说：
“我个人认为，全国统一标准的必要性取决于如何为广电数字化运动定位。如果我们认为这场广电数字化运动是一种政府指导下的计划经济活动，而且规划中的经济数字就是政治目标，那么一个统一的全国标准可能正是我们可以完成这种政治任务的重要工具；如果我们认为这场广电数字化运动是一种政府支持下的市场经济信息革命活动，我们不妨多给行业标准一些生存空间，帮助甚至鼓励行业标准的发展。”
回顾5年前有线数字电视的启动初期，那些创业的“先驱们”并没有在国标的指引下，而是依据欧洲的DVB标准把事业初步做起来以后，才逐渐有了部分行标，也迎来了有线数字电视的大发展。试问：倘若要等到有线数字电视还没有完成全部国标制订的今天，再来建设有线数字电视基础平台，怎么能够出现今天这等蓬勃发展的广电新局面？
我们相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特色的国家政府主要职能仍然是宏观调控，而调控的实质是“放水养鱼”，而不是“围海造田”。如果抽干了行业、产业赖以生存的水，再压缩了行业、产业赖以发展的空间，是不是政府的渎职与失策？就民族产业而言，在DVB大步挺进中国的5年间，产业下游的民族产业也获得了较大发展，无论是编码复用的传输设备，还是卫星接收机的终端设备，直至DVB播出服务器的专用设备，都初步形成了民族产业规模。尽管这些设备的标准、芯片等核心技术在人家手里，而且确实提高了产品成本，但是民族产业毕竟得到了发展。倘若这些下游产业还能够得到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性倾斜，包括国标和国策，必然还会得到更大的发展。再说，为什么汽车工业、电视机制造业的总成、芯片的核心技术在人家手里就无妨，而面对“全球经济化”的当代数字电视时，却不能利用更为优越的产业发展国际环境，不愿遵从以制造业起步的经验呢？想一想比数字电视产业热闹得多、产业空间也大得多的汽车制造业，比一比数字电视与汽车制造的产业政策与策略，真的数字电视就是“政府指导下的计划经济活动”吗？
事实上，我国广电行业从模拟体制开始就选择了欧洲的PAL制，到了数字化时代的卫星数字地面广播，也采用了欧洲的DVB-S标准，直至眼下风风火火的有线数字电视传输标准，也是在DVB-C基础上进行了衍化，然而，偏偏到了无线数字电视地面广播时，却要坚持走出一条自主知识产权的道路，真令人不禁感到唐突，甚至不敢恭维。
其实，科学知识的成果历来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存在从里到外所有的产品价值和使用价值完全归属于个人的、民族的、国家的，起码都是在数理化、文史哲上衍生的，难道数理化、文史哲也要来一个民族知识产权吗？如果能够成立，中国的“四大发明”就可以保证中国人永远有饭吃！任何知识产权的保护都有时效性，而我们却濒临新技术挑战的前夜。在此时效期内，谁都知道移动通信的带宽是随着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而成指数扩张，而且3G的牌照随时可发，再加上1.5Mb/s流媒体传送高清，即便现在就拿出了民族品牌的数字电视地面广播标准，再去做产业化，也可谓晚矣!
历史的经验表明，任何一个技术，任何一个标准，只是在一个时效内才能趋于十全十美，而不为十全十美；用技术和标准推动市场是天经地义，用“十全十美”的技术和标准阻碍市场只能是螳臂挡车。时不耐我，“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如何运营业务
自从上海文广在公交车上应用了数字地面广播来传送数字电视信号以来，数字电视地面广播项目的运营模式一直倍受关注。既然我们已经把数字电视作为产业来经营，并期待着彻底改变广电行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就非常有必要对大有可为的项目进行深入的可行性研究，冷静地分析现实，进而在运营模式被确立的前提下，建立测算损益平衡点的数学模型，精确预测和论证项目的未来运营，才能在项目投入期就开始形成现金流驱动的投入产出良性运营机制。
上海文广案例概况是组建了一个4个基站的单频单载波网，在全市万余台公交车上安装不足4000台的接收终端，全部投入的回报目前是依赖1个节目频道的内容，在公交车上获得附加的广告效益。这一案例，首开了中国数字电视地面广播适用性项目的先河，为今后无线数字电视的发展提供了既有益且有效的应用研究。然而，这种运营模式将有4个问题值得深入考虑：
（1）现金回流方式不是闭合环路，而是开路的分流。在资金投入方面的测算比较直接，因而也容易看清，而在投入与产出的测算中，现金回流更为重要，这就需要看准现金流动的必然方向。首先测算的现金回流被2次分流，1次为广告收入中要分出公交广告媒体占用费约为3000元/台·年，1 次为公交媒体接收维护服务费500元/台·年，这就是说，无论赢利与否，每年都要为公交媒体交出1.4亿左右的沉重费用负担。如果以3600万元基础投入测算，年运营费用至少800万元，设定折旧期为8年，那么1个节目频道每年的广告收益必须超过1.6亿时，才能出现赢亏的平衡。这个经营目标对传统广电经营模式下的运营提出了何等艰巨的难题，广电人人皆知。
（2）现金流的分流作用长此以往，必将造成经营主体现金回流总量的下降趋势。这是因为长期的现金回流被分流，经营主体很难再有能力对更好、更适销的节目做大量投入，致使从广告获得的效益增量中现金不能回流，从而难以形成现金流动的良性循环，更难以在现金回流的加速性与时效性中获得经济利益的增值与增量。这就是说，在8年投资回收期中，广告的增效和增量不可能再出现跳跃式增长，后劲明显不足。这就是分流作用的最大危害性。
（3）现金流回流方式最终目的是实现对投入的补充，以形成扩大再生产的再投入，而以产品附加值的广告方式赢利是个开放的现金流环路。广电的历史经验表明，仅仅依据广告的收入是不足以实现投入产出的平衡，因此，广电行业一直难以获得更大更高速的发展。况且，在我们已经步入数字化生存时代的时候，仍然延续历史的传统思路，把数字电视的赢利模式定位于广告方式，显然不适“与时俱进”的时宜。
（4）从市场经济原理上看，以广告时段为商品的市场行为，不符合商品流通的市场经济规律。现金回流的起始状态是商品物流过程中的附加增值，商品在物流过程中也集中体现了商品自身价值，更重要的是商品在流通产生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增值与增量；而现金回流的终结状态是商品增值与增量的回笼，不仅体现了商品价值的量化过程，而且体现了量化价值的最终现实。换句话说，把广电行业从事业经营转换到产业经营，就是把节目内容作为产品经营，并在产品的交换中